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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征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文明在现代世界中的复兴之路，是仁人志士对于国家富强的不懈求索。在工业发展的物质躯壳之下，工业文明的精神内核逐渐生成，并赋予工业发展以勃勃生气，这一内核就是工业文化。本书将梳理近代中国的奋斗历程，以工业文化的创生与成长作为中心视角，描绘中国工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并以个案研究的方法，讨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变革背景下，不断变化的文化价值导向，尤其是工业文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探讨了中国工业文化的未来。

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

绪论  工业文化与国家兴衰
一、文化的话语权
二、解释历史的视角：重返现代化
三、工业文化概观
四、对历史方法的说明

第一章  天朝之殇：夕阳帝国与日不落帝国
一、男耕女织，丝路繁忙
二、被遗忘的宝船
三、瓷器与枪炮：两个帝国的对决

第二章  自强不息：中国工业文化之发轫
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二、江南长兴：制器与格致
三、大辩论：章句之学与千年变局

第三章  知耻后勇：儒士们的实业救国
一、盛世危言呼商战
二、“忍侮蒙讥”的状元张謇
三、张之洞的钢铁雄心

第四章  市场精神：中国工业的短暂春天
一、“不外吃、着两门为最妥”
二、步入共和与“中国的机会”
三、科学管理：穆藕初的工业梦

第五章  子夜寒星：披荆斩棘的工业文化
一、大辩论：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
二、纪律重构：车间文化的变革
三、笃信科学的范旭东

第六章  救亡：对抗日寇的工业骑士们
一、理工生们：工程师报国
二、公、诚、拼：资源委员会精神
三、卢作孚：为己？为人！

第七章  迈向工业国：新时代的来临
一、新中国的蓝图：“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四、鞍钢宪法：社会主义的管理创新

第八章  火红的工业年代：铁人与三线
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二、铁人精神：工业学大庆
三、三线精神：“备战备荒为人民”

第九章  复兴序幕：重新成为世界工厂
一、 “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二、世界工厂与文化定价权
三、喧嚣与骚动：马桶盖的奇幻漂流
四、并非尾声：进击的工业党

结论  作为创造意志的工业文化
一、富强：一种普世价值
二、两百年面对两千年的文化调适
三、创造意志与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附录：工业文化的初步理论探讨：以福州船政局为例

自序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燕子说：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我8个月大的女儿，每天要听大人哼唱这首儿歌，才肯乖乖入睡。当然，绝大多数时候是她妈妈和奶奶哄她睡觉，她爸爸得在书房里忙着撰写书稿或论文。颇为欣慰的是，小家伙最喜欢听的这首儿歌，与她爸爸的研究主题之一——工业文化——有密切关系。这会令她爸爸觉得，在面对堆成小山的资料辛苦工作时，与女儿仍然时刻保持着精神上的纽带与共鸣。
事实上，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并不知晓这首从小听到大的最熟悉的儿歌与工业有任何关联。说来奇怪，这些年我又特意问过一些人，包括朋友、同学、同事与学生，他们对这首歌的印象也不过就是一首拟人化的儿歌，充满童趣，与冰冷生硬的工业——这是许多人对工业的印象——扯不上任何关系。
然而，大约十年前的某一天，我第一次听到这首儿歌的完整版本，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当时，我的二舅伯家住吴家山这一武汉市的远城区，坐公交车去他家需要经过硚口的古田工业区。作为一个研究经济史的学生，我饶有兴味地透过车窗看街景，观察老工业区的风貌——多少令我有些失落的是，我看到的是空寂的破败厂房和一片萧瑟落寞，而且意识到这些曾经风光一时的老工厂将被改造为住宅楼盘或商业设施。多年以后，我学会了用一个词来描述我看到的景象：去工业化。至于我当时的失落，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容易感世伤怀的文艺青年，还因为我知道我的姨妈曾经为这片工业区的崛起付出过青春的汗水。我的姨妈张海香是一名普通工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在姨妈家长大的，从我记事开始，我就知道姨妈和周围人有些不同——尽管退休多年，但还是在街道居委会里热心快肠地服务，认真尽职地去做好党组织交代下来的每一件任务，践行着毛泽东时代的朴素道德。而我从我母亲那里听说，姨妈年轻时就思想觉悟高，响应党的号召，跑去古田那片荒地，肩挑背扛“干打垒”，参与建起了大工厂。所以，看到姨妈曾经参与建立的工厂破败不堪，不免感怀。到了二舅伯家后，亲朋好友在家唱卡拉OK——这可是那时流行的风俗——不知为何出现了一些儿歌，其中就有《小燕子》。当时，电视里显示的是老电影的黑白画面，我才第一次知道这是一首老电影插曲，而当熟悉的旋律结束后，我惊讶地发现这首儿歌还有第二段，用近乎同样的曲调唱道：
“小燕子，告诉你，
今年这里更美丽，
我们盖起了大工厂，
装上了新机器，
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
我忽然如被电击。“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这句歌词，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姨妈“干打垒”的那个年代，看到了大工厂从一片田野中拔地而起。然而，我心里也反复自言自语：“但是，现在我们拆掉了大工厂。”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历史不仅是记忆，也是遗忘。当我们处在创建大工厂的年代时，儿歌里居然也会唱“我们盖起了大工厂”；当我们处在一个将工厂拆掉的年代时，儿歌也就真成了儿歌，不再强调歌曲本来想要宣扬的价值。
这些想法，已经接近于文化研究的思路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工业文化产生兴趣。可以说，眼前这本书的缘起，从作者的思想根源上看，应该追溯至他第一次听到完整版《小燕子》的那一刻。
很显然，这样的一种研究，绝不会是文艺青年的无病呻吟，毋宁说，我更喜欢俾斯麦用过的一个词——Kulturkampf（文化斗争）！
当然，我对工业文化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系统，只是附着于我对工业史的更为经济学化的研究。不过，我的研究路数也决定了文化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我所推崇的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从来就视文化为最重要的变量及研究议题之一，马克斯?韦伯正是该学派之殿军与集大成者。除了该学派以外，我还发现不少更为主流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都存在着某种研究主题上的“文化转向”。比较典型的如道格拉斯?诺斯、乔尔?莫基尔与麦克洛斯基。但是，更令我欣喜的则是，我在麦克洛斯基崇敬的老师格申克龙那本经典论文集《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里，读到了这样几篇文章：《社会态度、企业家与经济发展》《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中有关经济发展的思想》《一个被忽视的苏维埃俄国的经济信息来源》《对苏维埃小说的反思》《关于小说＜日瓦戈医生＞的评注》。格申克龙作为一个主要研究工业化问题的经济史学家，不仅将小说视为重要的研究资料来源，还对小说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这令我感慨大师不愧为大师。我历来主张向大师学习。因此，在数年之前，我也开始尝试将文艺作品视为史料，用以分析工业化进程中特定社会的心态与价值观。不得不说，这项研究之于我只是零敲碎打的副业，或者说是某种学术消遣，我的重心还是放在从经济角度剖析具体的工业部门的演化。然而，由于我在基本研究中大量运用“企业家精神”解释经济行为主体的动机及其后果，并试图通过对历史案例的探讨来完善企业家精神理论，我的研究实际上是具有强烈文化色彩的。毋庸置疑，我针对不同行业、企业、企业家展开的个案研究，构成了本书在学术上的重要基石。
最近几年，中国的网络上兴起了所谓“工业党”这一坚定支持工业发展的群体，而反对大型工业项目建设的邻避运动亦不时见诸新闻。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与我从历史中看到的情景一样，存在着要求工业化与反对工业化的两种对立性思想主张，这种思想对立既具有文化意义，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特有的文化景观。2013年，我读到马丁?威纳的《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大呼相见恨晚。威纳针对英国的研究，给了我极大的灵感，使我相信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既存在着一种“工业文化”，又存在着一种“反工业文化”，两者在某个社会中的此消彼长，将影响到该社会的现代经济发展走向。于是，我开始萌生写一本类似著作来探讨中国工业文化问题的想法。当然，面对有时无法自主的繁重的科研任务压力，我依然只能利用零敲碎打的时间搜集资料，整理思路，默默地从事相关研究。
2014年2月24日，我来到湖南株洲，参加当时还未与北车集团合并的南车集团组织的“车迷有约，走进南车”活动。株洲是中国机车制造的摇篮之一，能够亲临现场培养历史感性认知，亲入车间一览新式轨交设备生产过程，并向企业领导、工程师和工人代表请教问题，对我这个工业史研究者来说，当然是极为难得的机遇。在此要感谢中车集团的徐厚广君（网络上赫赫有名的“高铁见闻”）能够在万千报名者中选中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高校教师。就在抵达株洲的当天，我接到了单位本科教学秘书廖林子老师的电话，问我是否准备给全校本科生开任选性质的通识选修课，如开课则要求自报课程名称。我在短暂的考虑过后，上网回复，决定开设一门叫做“工业文化与工业旅游”的课——不用说，这一灵感直接源于我正在株洲参与的活动。然而，多年来的学术积累与反复思考是我开这样一门课的深层动力。
可是，当我真正开始着手备课以后，才发现困难巨大。首先，什么是“工业文化”？就当时来说，学术界其实还没有非常正式的专门研究，也缺乏相关文献，很多工作我必须自己从头做起，包括赋予“工业文化”一个原创性的定义。其次，我逐渐了解到，工业旅游在中国还属于一种极不成熟的旅游模式，而且相当小众，不光是实践中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也缺乏很清楚的讨论。但是，课程的开设已无法撤销，我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备课，为了对学生负责，我花在准备这门课上的时间甚至挤压了我的基本科研工作。而我的第一版课程大纲，曾构想讲授如下问题：
导论 何处寄乡愁：工业文化与现代生活
第一讲 摩登时代的新文化：工业文化的创造性破坏
第二讲 韦伯在哪里：工业文化与“国民性”
第三讲 “小清新”对决“工业党”：工业文化与文学艺术
第四讲 万物皆可萌：亚文化对工业文化的侵蚀
第五讲 现代社会的万神殿：工业遗产
第六讲 生产线变景点：工业旅游的兴起
第七讲 大工厂欢迎你：中国工业旅游现状
回头来看，这份课程大纲，确实基本上包含了“工业文化”所有的可能性面向：无论是将工业文化视为与农业文化相对立的现代生活方式，还是将工业文化看成一种主张工业发展的态度与价值观，抑或将工业文化理解为文化本身对于工业题材的反映——这就既包括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又包括近年兴起的大众文化中的ACG文化等亚文化分支，总而言之，从理论角度看，这版课程大纲对于“工业文化”进行了极为理想的全面阐发。
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落差。大纲中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形成一本学术专著，而且有些问题确实是迄今仍缺乏系统学术探讨的。于是，如果我完全按照大纲来备课并讲授，我将承受巨大的工作量，并可能无法在有限的课时里引领学生深入思考某些重要的问题。毕竟，这是一门只开半学期的任选课。所以，我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调整。在给学生铺陈了基本的文化研究理论之后，我将工业文化界定为主张工业发展的态度与价值观，并在这种视角下介绍英国、德国、美国与日本的工业文化兴衰史，如果课时允许，也会提及中国——后来，我在武汉理工大学开设同一门任选课时，课程名称就改为“历史视野下的工业文化”了。这种战略收缩很有好处。我开始腾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还是以零敲碎打和近乎消遣的方式，将我的授课内容撰写为书稿。机缘巧合之下，我得到了电子工业出版社王斌编辑的鼓励，加速了书稿撰写的进度。这就有了眼前这本《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以及即将完成的《富强竞赛——工业文化与国家竞争力》。
我可以很坦然地说，《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作为一名任教于重点大学的教师，科研是我的天职，我也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获得了同行专家认可的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成果提炼出的心得实际上融入了这本书中，使这本书有它应有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原创性。但我同样可以很坦然地说，就这本书想要探讨的问题而言，它只是一个起步，而不是终结，事实上，书中的每一个小节都可以扩展为一部学术专著。因此，我希望这本书能承担它应该承担的使命，而不要去承载过重的不属于它的负担。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相当看重教学工作，尤其是给本科生上课。毕竟，文化是要靠具体的一代代人去传承的。我在入职时，曾非正式地对领导表示过希望去教学单位，不过，承蒙领导抬爱，还是让我留在了学术平台和办公条件更好的科研单位。然而，我始终把面向本科生的教学视为与科研同样重要的工作，尽心尽力地投入。事实上，眼前这本书表明，教学与科研可以相得益彰。我带的学生，也有以广义工业文化为选题撰写学位论文的。例如，目前正在撰写毕业论文的2013级学生中，来自重庆的谭海燕写的是卢作孚的“为人”思想，来自福州的陈文佳一直在研究船政文化，武汉的周冰雪选择了和工业化思想有关的经济思想史议题，即将去日本京都大学留学的关艺蕾则在探究荣家申新四厂的企业管理机制。特别要感谢的是，陈文佳同学这几年来帮我处理了大量繁琐的项目报销工作，可以说是协助了我的研究，附录中收录了一篇我与她合写的小文，期待向读者展示我们通过历史案例分析对工业文化进行的具体而微的理论剖析。实际上，我还与几位同学合作撰写过有关企业家精神的论文，相当契合本书主题，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收录了。
我在从事工业文化研究的过程中，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杨晓帆老师。不管怎么说，经济与文化实际上是相当不同的领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与从事文学艺术研究的人也往往思维迥异——更常见的情形是，两者互不关心对方的研究。但杨晓帆老师显然是个异数。而我在进行这一跨学科研究时，从她那里受教匪浅。
最后，与前两本书一样，我还是要以最大的敬意感谢我的家人。我的母亲张国香与父亲严帮建，为我和内子李宗奇承担了照看女儿严知萌的重担，使我们得以安心工作，尤其是使我能够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写书的事业中。内子李宗奇作为职业女性，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悉心照料着女儿，陪伴她健康成长。工业文化解放了女性，使她们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独立的经济地位，但随之而来的生育成本高企反导致工业化民族生育率的下降，这无疑是工业社会的一种病症，是文明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我希望我所从事的工作，无论是写书，还是讲课，都能够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如果我的工作，还能够产生一点社会价值，那就是对我的家人们最好的回馈了。当然，我也应该更多地关掉电脑，收起资料，实际地去陪一陪他们。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历了2016年武汉的炎夏，书稿完成之际，我恰好读到德富芦花的散文《夏之颂歌》，不禁也要愉快地同喊一声：
“夏天好，夏天太好了！”
                                                  2016年8月15日
                                                  于武汉南湖壹言斋

工业   工业经济   工商管理

严鹏，生于1984年8月，湖北武汉人，2014—2016年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致力于工业化研究，已出版2部学术专著，对中国机械工业与纺织工业的演化进行了专门探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国际贸易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当代经济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专业论文数十篇。曾获第九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开设有“工业文化与工业旅游”“中国近代工业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等课程。目前正努力重建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对工业文化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农业社会产生农耕文化，工业社会造就工业文化。中国的工业何时兴起？随之产生了怎样的工业文化？这样的工业文化对当时的工业又产生了怎样的反作用？今天或者将来，我们应该建设怎样的工业文化？翻开本书，在中国求索富强的道路中探寻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之路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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