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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

作译者：关立行等著
出版时间：2007-11 千字数：207 版次：1-01 页数：248
开本：32(140*203) 装帧： I S B N ：978712105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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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书定价：￥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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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顾炎武说过：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茫然不知者矣。
对天文茫然不知，这不能全怪后世的文人学士，明清之世科举取士，大家忙于八股文，忙于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谁还有闲工夫过问天文？但科举考试，并不能遮掩住天下士人放眼世界的睿目。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用西法测定这一年十一月朔日（12月15日）日食，其预报经实际天象验证之后，立即引起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崇祯二年五月朔日（乙酉，1629年6月21日）日食，钦天监使用旧法作出误报，促使明政府决心改历，责成徐光启组织“历局”，聘请耶稣会教士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开展制定新历的工作。但此后，清继明统，大力提倡科举，从此，一代一代的状元、进士裘马过市，谁还有心搞什么天文？
八股文真是一块敲门砖，一旦用它敲开科举之门，中了进士以后，文人学士就会弃之如敝屣似地丢开它，把研究的目光转到学术活动中来。康熙后期的陈厚耀如此，他有《春秋长历》的研究；康熙晚年的顾栋高如此，他有《春秋大事表》的编辑，就连人们经常说到的乾嘉学派，除段玉裁、焦循只中过举人外，其他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俞樾、王懋竑、阮元、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哪一个不是先中进士，后做学问？
清代末年，废科举、尚新学，放眼世界，文人学士都把求知的目光，投向了东洋、西洋天边海外。他们之中也有人专攻天文学，但大家所学的是西洋的天文学，对于我国古代典籍中的天文，则缺乏应有的研究。譬如，有人就把《春秋•庄公七年》中的一句“星陨如雨”看作是流星雨的最早记录。其实不是，此处的“如”字训“而”，这个词的意思是“流星陨落而且还下着大雨”。王引之《经传释辞》解释这个“如”字说：如，犹“而”也。……庄公七年《传》曰：“星陨如雨”，与雨偕也。刘歆曰：“如，而也，星陨而且雨，故曰与雨偕也。”(见《汉书•五行志》)既然“星陨如雨”是“星陨而且雨”，怎么能说那是流星雨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进青年举起反传统的大旗，反帝反封建，反对旧的伦理道德。文学界掀起白话文运动，史学界掀起疑古思潮，大家都忙于批判，反倒是日本人在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天文。新城新藏写了一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薮内清写了《中国の天文历法》，他根据新城新藏的春秋长历图表排出了一个春秋鲁国置闰表。
那时是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千百万人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慷慨赴死，换取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新生的国家急需建设人才，于是大学提前毕业，学制缩短，人才速成……，学科建设学习前苏联，中文系砍去文字、音韵、训诂，历史系不讲天文历法，不信，你可以去问一问那些历史系的大学教授，那些专门研究司马迁《史记》的专家、学者，看他们有谁能读懂《史记》里的《天官书》、《历书》。
一二•九运动中说，“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可以说“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大学里不设天文历法课程不大要紧，只要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没有课上可以自学，司马迁的《天官书》、《历书》是哪个老师教的？所以，文革一旦结束，即使没有人教，也会有天文历法的著作问世。今天，关氏兄弟的《春秋时期鲁国历法研究》一书的出版，就是这个道理。
关氏兄弟出生于一个文化之家，其父关百益（葆谦）是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甲骨学专家，曾任河南博物馆馆长5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多年，留于后世有一百多部著作。关氏兄弟幼承庭训，自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又受到了良好的现代科学的教育，长兄立言，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弟立行也上过多所大学，并留学诺维萨特大学两年。由这样的兄弟两人来研治春秋历法，真可谓条件具备，事得其人。
但是，春秋鲁国历法也不是好研究的。我国的典籍中的基本资料有《春秋》及其三传。但《春秋》一书是孔子从鲁国的史料中整理出来的，其中断简补苴，错行漏字，王安石曾讥之为“断烂朝报”（周麟之《春秋经解跋》），此后所编写出来的《左氏》、《公羊》、《谷梁》三传，长期辗转传抄，也难免鲁鱼亥豕。杜预就曾指出，《左传•襄公九年》所说：“十二月癸亥，门其三门。闰月戊寅，……”其中“闰月”一词，显系“门五日”三字合文之误。余亦见《春秋•昭公二十四年》：“春，王三月丙戌，仲孙貜卒。……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从三月丙戌到五月乙未，中间夹着个四月只有八天。一个完整的四月能只有八天吗？查《公羊》、《谷梁》二传，见该“王三月”均作“王二月”，知此处“三月”为“二月”之误。
但即便是这样一份断烂伪误的朝报，历代研究的学者也还是不乏其人。远在晋代，杜预注《左传》，随手编出了他的《春秋长历》一卷，清代的陈厚耀也写有《春秋长历》九卷，顾栋高也编有《春秋大事表》66卷，他们在编书时，拘泥于单纯追求历史学考证的方法和观点，缺乏天文学方面的造诣，其所编之历表，虽与经传颇似相合，却与天文推算多所龃龉；另一派学者如郭守敬、汪曰桢、张培瑜等，他们片面追求天文学推算的准确性，却忽略了春秋时期学者的实际治历水平，编制的春秋历表多与春秋经传不符，犯了以后来的天文学知识替古人排列历表的错误。关氏兄弟基于对春秋时期天文学发展水平、历法学进步概况的了解，通过对春秋经传文字的校勘，以天文学推算与历史学考证相结合，才编制出了这一份与春秋经传相合又与天文学推算相符的春秋鲁国历表。今该书杀青即将贡献于世，这是在发掘古代文化遗产上对春秋时期历史研究作出的一大贡献。




郑慧生          
2007年7月于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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