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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参考书，为读者提供了世界上主要城市扩张和总体规划方面的图例分析。本书崭新的着眼点在于影响城市形态的过程和结构，强调了公共和私人土地所有权、管理和投资对塑造一个特定项目的显著影响。作者通过原始图表、比例图以及描述性文字，细致地分析了本书中20个独具特色的总体规划项目，此外还补充有主要数据和彩色照片。案例研究以项目规模而不是日期和地理位置进行排序。这就为建筑设计专业人士、城市开发者和规划者以及建筑和城市设计专业学生提供了有一定组织架构和规范化的、信息充裕的比较研究，其剖析洞见能够激起相关从业者的阅读兴趣。历史上和当代的总体规划案例跨越极大的地域范围，都在本书中得以展现，其中包括从19世纪到现代的欧洲项目：伦敦的贝尔格雷维亚区、阿姆斯特丹的萨珐蒂公园、柏林的波茨坦广场、巴黎的拉德芳斯塞纳拱门，以及斯德哥尔摩的哈默比滨水新城。在北美，曼哈顿的巴特利公园城和史岱文森镇，以及温哥华的褔溪北岸，都是案例分析中的主题。书中也包括最近国际上知名的城市规划项目，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马德罗港、迪拜市中心，以及北京的中央商务区。

5?致?谢   
8?引?言               
    

         案例研究
24?伦敦宽门区
36?巴黎马森纳?诺德区 
50?纽约史岱文森镇 
62?纽约巴特利公园城
76?巴黎歌剧院大道 
88?弗莱堡沃邦居住区
100?蒙彼利埃安提戈涅 
114?柏林波茨坦广场 
126?波茨坦科尔希斯特费尔德
138?鹿特丹斯庞恩
150?伦敦贝尔格雷维亚 
164?温哥华褔溪北岸 
178?阿姆斯特丹萨珐蒂公园 
190?东京丸之内
200?里尔欧洲里尔
212?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罗港 
224?斯德哥尔摩哈默比滨水新城 
236?迪拜市中心
248?北京中央商务区
260?大巴黎拉德芳斯塞纳拱门


         附?录 
274?建设时间表
275?密度汇总表
276?图形背景图
280?所有项目面积比较图
282?参考文献
284?索?引
288?图片版权

引?言
城市生活的蓝图

城市总体规划可以从哲学的早期历史追溯到乌托邦的幻境及理念，今天全世界公认城市规划是一种规划方法，这种方法深深扎根于政治、社会及经济架构之中。城市规划响应了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和规划师、开发商及其他建筑专才们对投入到城市的总体扩张及重建项目中的需求，这些项目跨越了自身的界限并有望改变城市生活的质量。这样的创造行为涉及范围广大，需要广泛的准备性研究，从而发现该区域的有效研究方法。继威立出版社“城市手册系列”的前两本书——《城市住宅经典案例》（2009）及《城市高层建筑经典案例》（2011）——出版之后，这本《城市总体规划经典案例》着眼于让专业人士拥有专业的解决方法。

我们的目的不是检验或者讨论在规划领域的某一个假设，而在于使一种有组织的视觉比较方法成为可能。我们从世界范围内选取了20个总体规划案例，这些案例中有历史悠久的也有最近刚完成的，每一个案例都被依次分析。项目描述及关键数据都附有特别定制的图表，这些图表勾勒了每个总体规划案例的外形特点及发展过程。每项研究包括以下内容：对于当前地点的四幅分析图，着重描绘独立的绿地、道路网络、公共交通连接点以及建筑使用情况；其他四幅图则进一步描述了开发过程，特别强调地籍分区以及公共或者私人所有权区域。

在大多数案例中，公共建筑用地以粉红色显示而私人建筑用地以蓝色显示，这解释了土地所有者在土地开发中的变更，也从概念上解读了总体规划对于街区和建筑实体产生所起的规划作用。因此从城市的角度看，柏林的波茨坦广场也是一个城市规划的范例，这个范例将重点放在清晰界定城市街区及街道空间之上；而纽约的史岱文森镇代表了与都市主义具有对比性的一种类型，在公园的高层建筑布局之中，其中在建筑本身、面积：及场地其他部分之间不存在中间规模。在本书末尾，附录中不仅提供了比较图表，而且提供了所有案例项目的完整周界规模比照图，还有所有项目的时间进度表，这可以促进读者了解每个项目的开发框架。最后，为了强化已建成项目的多样性，令读者印象深刻，我们收集了所有案例研究中很有特点的图形背景图解。通过强调建成与未建成空间之间的关系，我们力图揭示总体规划中所存在的广泛城市模式。
在进入案例分析之前，我会介绍一些有关城市总体规划作为一个概念演变的背景信息以及我们对此的诠释，这是十分有用的。这一导入性篇章为我们并未经手的项目做准备，并阐明了我们对于一些城市规划基本问题的看法。

城市总体规划的简要历史
从历史角度和象征意义上看，城市总体规划的概念首先更多地和政治、哲学或者宗教事务而非已建成环境相关联。为了表示一个设计图、长期战略或者神圣的计划，城市总体规划在希腊语中的同义词是logos（理念）、schema（计划）或者kosmos（宇宙），这些词汇能在约公元前4世纪哲学家柏拉图的认识论著作中找到。由于现实世界的不足以及柏拉图自身的不完美，神圣计划的概念是普通人所不能解释的。当今与这个表达法最为普遍的用法相对应的是，它在当时指的是一些人类基本上无法控制的事物。
正是通过对理想社会的理论性描述，这些哲学理念才间接地在建筑领域得到应用。最早且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来源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本书被作为人类灵魂内在运作的寓言。在1516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托马斯?摩尔在其虚构的岛国乌托邦中采纳并详尽描述了这种理念。一个理想聚居区的概念以及从蓝图角度上讲的总体规划不断出现在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历史中。这种理念或显著或并不显著地导致了许多项目的修建和拆除，如法国哲学家查尔斯?傅立叶的“法兰斯泰尔”概念（Phalanstere），罗伯特?欧文于1814年在印第安纳州创建的“新和谐村”（New Harmony），以及埃比尼泽?霍华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国建立的花园城市。乌托邦的现代版包括路德维希?卡尔? 海伯森默在1924年提出的“高层城市”（High-Rise City），1925年勒?柯布西耶的“市中心改造计划”（Plan Voisin），以及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广亩都会”（Broadacre City）。在这些项目的语境中，总体规划可以被理解为幸福的关键，有时是某种干预的形式，有时是一种抽象的模型。
如果这些远见卓识与“总体规划”的概念在最广泛的领域形成交集，我们可以将这个词在技术和文学方面的应用追溯到20世纪早期现代综合规划的开始时期。荷兰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1902年，《荷兰住房法案》不仅为住房协会提供了新的建筑规则和指南，而且为拥有10000居民以上的市政当局制订了全面计划（见斯庞恩案例研究），而且重要的是，这个全面计划必须每十年进行回顾和修改。英国出台了类似的法案，即1909年和1919年的两个《城乡规划法案》。法国在1919年和1924年出台类似的法国。在美国，“美化城市运动”是通过建筑和城市化改革而实现的，以美学驱动的观点，具有社会凝聚力。这个观点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并为更广泛的规划架构发展铺平了道路。爱德华?M?巴塞特在1938年撰写了《总体规划》，该书谈到了城市总体规划的起源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美国规划委员会之间的关联，这也证明了他是一个关键人物。爱德华?M?巴塞特常被称为“区域划分之父”，他认为通过七种规划要素进行控制：街道、公园、公建场地、公共保留地、被划分的区域、通向公共设施的道路以及码头前端和堤岸线。
城市总体规划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概念中的主要一点就是要进行国家或者地方立法。这样使得我们将总体规划和19世纪分散的城市规划案例（如维也纳的环城大道，马德里的卡斯特罗规划，以及巴黎的拜伦?豪斯曼作品）区别开来（界线还是模糊的）。这些规划及其他作品当然也被理解为总体规划，豪斯曼的突破性规划图还出现在本书里（见巴黎的歌剧院大道案例研究）。然而，这些规划本质上是一次性的，而不是具有吸附性和可循环性规划文化的产物。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在美国的具有创意的作品就属于这种规划文化。他使用了大量的绿色基础设施组群，纽约的中央公园（19世纪50年代）以及波士顿的埃默拉尔德（19世纪60年代）的公园组群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样的规划是为了保持卫星城的城市综合体得以长期发展。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快速传播的疾病以及随后的政治动荡所带来的危害，推动了这些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规划的兴起。后工业化革命时代的城市大发展也在试图摆脱当局者的控制。

战后范例上的改变
    为了在战后时期理解对总体规划的解读，即不断演变和碎片化的解读，意识到总体规划早期概念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科林?罗（Collin Rowe）及弗莱德?克特尔（Fred Koetter）所撰写的《拼贴城市》（1978）中，对乌托邦主义和总体规划之间的关系做出杰出的评论。书中引用的诸多内容来自英国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Karl Popper）所著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在该书中，他详细描述了乌托邦对理想社会的观点，以及集权政体之间既有一定的逻辑性也有不可避免性的关联。而波普尔的发现纯粹是政治性的，出现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崛起的背景之下。建筑师科林?罗及弗莱德?克特尔将波普尔的发现应用到了现代主义之中，以及在建筑环境中往往教条式的表达中。
    尽管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总体规划”成为了每个人必须遵循的蓝图。依据概念产生的理想不能加以调整，也不能成为协同合作设计活动的结果，这就导致了悲剧的且永无止境的“白板”（tabula-rasa）干预。摩尔的具有寓言性及讽刺性的乌托邦概念，傅立叶和欧文详尽的社会及政治计划，与此相对立的是海伯森默或者勒?柯布西耶的现代城市观点表达了广泛的定论，这种定论的产生基于形式信念而非科学发现。罗和克特尔在他们的书中探讨了城市巧匠的理念，他们的理论不仅基于已经存在的包括传统的东西，而且拒绝对于一种规则的科学论断，这种规则不能仅仅根据科学准则发挥作用。波普尔自己的哲学反对案与此相似，但是和城市巧匠的概念并不对等，其中包括了“零碎公共工程”。这个概念旨在连贯地并逐渐地消除缺陷，而不是临时创建一个理想的状态。
最终，20世纪初期人们全面陈述了对城市总体规划的理解，并相信有可能详细规划一个确定的且历时长久的未来，这不仅导致了城市规划术语的变化，而且改变了对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面理解。彼得?霍尔在其著作《城市和区域规划》（1975）中提到，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总体规划的概念被视为象征一个过时的静止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调查、分析和规划。一直以来，有人反对进行系统规划，其中对于系统灵活性的理解及经常性回顾，还有对于目标的调整，其目的都在于避免规划行为。这种规划行为的实施只能对整个系统具有局部或者潜在的破坏和影响。有趣的是，这种相当具有技术性和反复的观点被转化到了政治领域，等同于波普尔对于“零碎公共工程”的概念。
    对于现代设计和规划原则的批评导致了总体规划这个术语界定领域的改变，却没有取消其使用。如果20世纪初在“规划”前加上“总体”二字，以地区分区规划的形式描述规划所应用的最大可能性范围，那么这种添加会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社区及建筑组群的调整之中。今天，总体规划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在城市设计领域而不是规划领域之中，因此相比于公共设施网和土地使用之间的关系，它也更多地定义了已建成领域和公共区域之间的关系。
使用“总体”这个词，伴随着其精英背景，成了当代规划活动中一些问题的根源。其中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最终作为产品的规划本身，而是规划引发的权威性和变化性（潜在缺乏的），这是高度秩序化的蓝图所引发的。因此，在英国，公共机构倾向于避免使用“总体规划”一词，而使用更柔和的术语，这既适用于当今的大规模规划文件《伦敦的规划——一个空间规划的策略》，也适用于小规模规划提案。当公共OPLC（奥林匹克公园遗产公司）成立时，负责推动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奥运场所的发展，“遗产总体规划框架”又被重新打上了“遗产群体计划”的标签。在现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总体规划”这一术语继续自由地得以应用，例如“德里的总体规划2021”。这个术语的使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规划系统的文化背景，还可以被视为一种表征，即现代规划的思想及原则方面的起源与每个国家之间的关联。
谈到总体规划这个词的内涵时，或许并不令人奇怪的是，总体规划这个词在西方世界里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私人开发。其中，人们认为控制的含义是可以进行市场推广的品质，而非对于民主决议的潜在挑战。这个词不仅表达了对在专业领域实施大规模投资的信心，而且在城市的美化传统中唤起了对于宏伟设计的回忆，以及借由宏伟设计创造更优美环境的乌托邦式承诺。公共主管部门越来越撤离城市规划活动，对此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总体规划往往界定了私人住宅区的规划。总体规划中的一个案例，即对于波茨坦科尔希斯特费尔德的个案研究，凸显了开发商被要求资助建设或者改造聚居区开发规划项目，如何削弱了德国的州政府对于规划的垄断，而这些聚居区开发规划项目隶属于开发商自己的项目。因此，私营企业发起了在区域分区级别上的多数规划活动。

“总体规划”：我们自己的定义 
因为我们已经构建了总体规划作为概念在历史中以及当代语境中的应用，这些应用有些模糊和不连贯，所以我们应该说明一下我们完全是出于直觉在本书及标题中使用这个词。这个词在本书中得以使用，是因为现今它在专业活动中应用广泛并得到理解，作为一个概念框架多多少少为特定开发领域提供了详细的设计指示。
总体规划作为一种过时的城市开发手段确实很容易被冷落，这就催生了针对广大区域、区域历史及其人口的复杂现状进行简单规划的理念。然而，如果这种对于总体规划的批评适用于若干案例（如战后的城市复兴计划，纽约史岱文森镇就是一个常被怀疑的案例），它却仍然没有回答以下问题：在亟需规划的区域，在没有已有的规划背景可以参照的区域，在没有任何中心整合协作的情况下，如何强劲地推动和实施可持续性变化？我们的选择强调了不同程度的规划控制，涉及以下问题：开发主动权、土地所有权、土地细分及设计管理。这些主要的组织管理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建筑创作（可能也有城市创作）中的艺术规则而变得复杂化；如果某种意义上的规则被视为基本的艺术规则，那么确实必须将这种艺术规则转变为开发过程中的机制。即使零碎的施工也具有一些“总体规划意识”，但在这里体量和规模的问题成为主要决定因素：一些地区可能受到的规划影响最小。但我们对此的理解是，如果具有空间的个性感和地区感，那么这样的逻辑性就不能无限被重复。规划网的最优效率，最重要的是公共交通的最优效率，是另一个与完全自由规划这一单纯的观点相对立的观点。
清晰地界定建筑和城市体量及其各自的组织机构是困难的，可以通过对“建筑师（architect）”这个词的词源学研究来说明这种困难。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是“主要建设者”或者“主要的木匠”，它说明了建造建筑物主要是在个人监督之下的集体工作成果。因此规划是建筑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城市设计的一部分。因而建筑师和规划师的任务之间的界限难以界定。“总体规划师”同样能够是“主要建筑师”吗？“总体规划师”可以被视为“主要建筑师”的上级吗？或者构筑城市需要不同的方法？这些问题可能没有答案，但是实际的尺寸和体量大小肯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一栋单个建筑，一个人的设计权旨在保证一致性这一积极理念。对于一个建筑组群，为了避免一致性的千篇一律，设计规则需要被调整。
以上的考虑引发了这样的问题，即城市开发活动中需要多少控制，多少控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所选的案例研究要搞清楚这些问题，问题的答案因被研究项目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必须考虑不同项目各自的起点及其开发的背景文化。

案例研究：共性和个性
我们撰写这本书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想了解总体规划项目中计划的改变会如何影响规划建成后的结果。本书的主题覆盖从一栋房子的开发到区域规划。在这样广阔的主题中，我们致力于选择这样的例子，既适合彼此进行比较，又提供有价值的跨区域方法和结果。因此，我们选择专注于研究中等规模的项目，如对已有的聚居区中心区域或者靠近中央区域的邻近社区进行修建或者改造。从区区11.7公顷（29英亩）的伦敦宽门区到564公顷（1394英亩）的巴黎拉德芳斯区，这些案例以土地面积顺序呈现。尽管这些项目在面积规模上差距很大，大部分项目的规划重点都在于建成形式上，都属于城市设计及规划范畴。而且大部分项目属于密集多用途开发，在旧房基址上或者未开发区域上扩展城市外延。这些项目或多或少都被公共、私人开发实体单位或者两者的混合体所严格控制着。
这些项目的时间跨度从19世纪早期（可能是现代规划活动的开始时期）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项目仍然没有完成。它们的地理面积同样广阔，遍布整个欧洲、南北美洲及亚洲。这种国际性侧重点是个关键，因为它解释了每个案例的文化背景所揭示的不同区域开发传统中的异同。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探寻一般的开发模式而淡化了文化差异，而是通过比较分析的过程有助于我们识别并小 结规划中的主要问题。
在看待所选项目的多样性时，临时性城市、类型和组织方面的相似性特别令人着迷，其中包括：20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共住宅机构同时出现，混合开发公司作为单独的法人机构出现，以及温哥华最近输出带平台层的摩天大楼这样的城市构建主义。同样令人着迷的是查寻上述因素和以下参数，如土地所有者及规划团队规模之间的关系。当触及另一个经常讨论的主题，即公共主动权和私人主动权之间的交锋时，我们没有发现其中开发逻辑的基本不同之处。有趣之处在于分析自由开发模式和公共开发模式能够产生多么相似的结果。对斯庞恩项目、史岱文森镇项目甚至迪拜的中心城区的研究极能说明这一点。
我们对案例的选择不应被理解为最佳选择。所有的案例都出于我们的学术及常规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案例就是未来城市开发的恰当模式。


设计者和设计过程：如何了解概况/进行综述？
对已有环境进行建设或者改造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高度专业专门化。除了规划者、建筑师、建设者、投资者、工程师和开发人员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相关行业，其中包括房地产经销商、银行、建设调查人员、律师、设备经理、消防专员以及造价顾问和交通顾问，林林总总，还有一些其他从业人员。这一系列人员中甚至还没有包括终端用户，或者在多数西方国家中被选出的权威组织。这些机构和组织必须在一系列法规或者经年累月的公众咨询的基础上，以建筑许可的形式批准进行建设。在这种环境下，很难不失掉整个规划蓝图。未来的趋势是在开发过程中将基于图像的规划建设从业者和基于文本的建设从业者分离。这可能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作者自己作为建筑设计师和规划师的从业经验表明，如果人们以一种基本的咨询角色分析开发过程和计划建成目标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许多复杂情况及低效率的问题都可以被避免。
本书的目的不是用“启蒙的建筑师”来替代其他行业，而是以更加灵活的方式综述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与设计师在规模较小的项目里可能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比较。这种角色是否应该由训练有素的规划师、建筑师、开发者或者工程师所承担却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取决于每个开发项目的文化背景。无论是巴黎的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柏林的杰姆斯?好波克（James Hobrecht），还是巴塞罗那的伊德丰?塞尔达（lldefons Cerda）都不是经过特别培训的建筑师，但是他们都对自己想要在特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中所获得的成就有清晰的想法，而且这样的想法显然转变了投资目标。今天，在公共领域越来越缺乏规划的首创精神，公共部门没有任命主题规划者，这些并不一定就是缺点，但是上述特点似乎并没有取代其他权威机构组织对规划全局及其长期影响具有全面了解这一特点。我们认为，知识是改善这种状况的最佳途径。我们还希望将形式和有组织的领域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图解方法能够使最广泛的专业从业人员理解我们的发现。

可持续性和总体规划
全球变暖使可持续性成为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对于总体规划的紧迫性一点不少于其他领域。正如一些显著的案例研究表明：德国弗莱堡的弗班区以及斯德哥尔摩的哈姆滨湖城，这些首创性的规划提供了重新构建绿色城市的机会，也构建了环境友好型交通体系，还有低耗能和循环设施。然而，在我们的语境中，可持续性超越了对环境的考虑，包括一系列社会、技术、文化和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对于社区甚至整个城市持久的成功和发展都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主题上又添加了诸如通达性、无障碍环境，当然还有美学的考虑。

也许来自现实中的最大的挑战是，和建筑的有限规模形成对比的是城市主义，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城市设计也是一个过程和管理驱动的活动，一个几乎不能指代一种制成品的活动。从一个规划理念的诞生到最后一个建设阶段的终结，许多项目的指标和参数都会改变。由于这样的时间因素，在大多数字面意义上可持续性是这个领域的自然组成部分。许多失败的例子是否认这种转变概念的结果。
问题在于怎样衡量以及依据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项目的可持续性程度，并对可持续性程度进行排序？在这一点上，我们采用历史互相参照的方法，提出了一些具有启示意义的问题，但同时一定程度上使已经复杂的比较问题更加复杂化。成功只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被评价吗？在经济上有可能重复豪斯曼（Haussmann）的巴黎改建项目？如果可以的话，这些项目在政治角度上看可以实施吗？贝尔格维亚今天会排放多少二氧化碳，而要减少排放该怎么做？单纯的技术措施，如通过隔热及优化循环网络，能够实现减排吗？这样的改变是否会影响功能混合体、建筑围护、交通联络线及开放空间的外形？
比较和罗列这些各具特色的案例研究中的可持续性，很明显并非是个直截了当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在每一章中强调每个案例的可持续特点，而不是孤立地评价每个项目。然而，开发以数据为基础的复杂评价体系是个激动人心的工作，而且可以应用在这些案例研究中并进行验证。本书结尾部分的比较图表可以视为在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小?结
小 结我们的具有比较性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设计一个通用的总体规划过程步骤指导方案也是愚蠢的。每个案例的独特性往往和政府对土地开发的垄断干预相关，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非常地方性的开发动机，也催生了国际级人物，其中大部分是工程师、明星建筑师，但不是城市规划者。
然而，这确实意味着我们面临如何进行改变和改进的问题。由于各个项目在体量、规模、组织和文化背景上差距较大，所以很难甚至不可能科学地辨别因果关系。结果是，我们认为让专业人士辨别因果关系的最佳途径是提供并搞清楚先前各种计划的相关信息，这样在相同环境下不同方法的结果可以得到评估。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比较规划作品，拥有较强的视觉表现，并为新的建筑和项目提供有用的素材，为该规划领域更为详细的作品做铺垫。
从不太实用的角度讲，规划种类、城市形式、所有权及政治结构之间的有趣关联可以说是我们研究的潜在动机。正如罗和克特尔在《拼贴城市》中所谈到的：“科学的城市规划前景在现实中应该被视为等同于科学的政治前景。”因此，有关城市构建的活动本身是一种政治道德。城市构建活动和乌托邦主义的潜在危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主题，我们在本书里只能谈及一二。谁能决定我们建成环境的未来，而现状能多大程度上反映我们的民主原则呢？

科技/建筑/城市规划

埃里克?法利（Eric Firley）是本书姊妹篇《城市住宅经典案例》（2009）和《城市高层建筑经典案例》（2011）的作者。作为训练有素的建筑师和城市设计者，他在伦敦和巴黎与地产开发人员一起参与设计实践活动。2011年，他获得迈阿密大学建筑学院的助理教授一职。他经常受邀在全球建筑学院举行讲座，并对跨学科研究以及建筑和城市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别感兴趣。__eol__凯瑟琳?格伦（Katharina Gron）是德国城市规划师，她生活在汉堡，2008年毕业于汉堡工业大学。她和埃里克?法利合作，为《城市住宅经典案例》（2009）提供了插图。她全面负责为本书提供图表概念，其中包括示意图和城市规划图设计。__eol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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